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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电影大热 除了又唱又跳还有血淋淋的现实

电影评论 时间:2019-11-07 编辑:sunbet 申博 浏览:
原标题:印度电影大热,除了又唱又跳,还有血淋淋的现实 《摔跤吧!爸爸》海报 放映结束后,印度导演吐沙尔手舞足蹈地上了台,开始跟观众进行交流。10月16日晚上,他的处女作《靶心》在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。片子很欢乐,有着印度电影典型的音乐元素

原标题:印度电影大热,除了又唱又跳,还有血淋淋的现实

《摔跤吧!爸爸》海报

放映结束后,印度导演吐沙尔手舞足蹈地上了台,开始跟观众进行交流。10月16日晚上,他的处女作《靶心》在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。片子很欢乐,有着印度电影典型的音乐元素。吐沙尔来自孟买宝莱坞,有着十五年的编剧经验。

《靶心》讲述的是上个世纪的故事,两位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克服种种偏见与困难,成为射击项目的冠军,给很多女性带来了希望。这部电影有着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和轻快的喜剧元素,将女性问题、宗教、体育、社会改革等诸多元素烩于一炉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部曾在中国大火的《摔跤吧!爸爸》。

事实上,吐沙尔正是受到阿米尔·汗的启发。“我在他做的访谈节目《真相访谈》里看到了这两位传奇女性的故事,有了改编成电影的想法。印度的电影市场主要是崇拜男性的英雄,所以会遇到一些问题,但是很多人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帮助,包括阿米尔·汗。”吐沙尔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在很大程度上,阿米尔·汗改变了中国观众对于宝莱坞的惯常印象,虽然这远非印度电影的全部。2017年,《摔跤吧!爸爸》在中国上映,最终打败了同时期的两部好莱坞大片,取得了将近13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,是其本土票房的两倍多。到了2018年,印度电影引进中国的数量陡增至10部。

事实上,这并不是印度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热潮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,以《流浪者》和《大篷车》为代表的印度电影契合了特定的社会情绪,一度在中国非常流行,很多人都能唱几句电影里的插曲。

此后,印度电影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,好莱坞以巨兽的姿态进入中国,异域风情彻底等同于金发碧眼。而时隔三十年,印度电影热度再次上来,观影渠道和内容的变化背后,是社会的转型与电影产业的重塑。

想象异域

1979年的某个内陆县城,影院的售票口挤满了观众。文工团的女青年瞒着严厉的警察父亲,和已经穿起喇叭裤的男同伴一起,去看那部叫作《流浪者》的印度电影。片子讲的是一个小偷的故事。

这是《站台》里的一幕,1999年的冬天,贾樟柯在平遥拍摄了那部日后让他享誉的作品。这是他的第二部长片,刚拍电影那会儿,有一个评论家看完他的长篇处女作《小武》,觉得很像是印度电影。

二十年过去,贾樟柯发起的平遥国际电影展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,印度电影放映和论坛成为了这次影展的重头戏。旁边的露天影院正好取了“站台”的名字。站在印度电影论坛的前台,贾樟柯回忆起年轻时候对于印度电影的痴迷。

1979年,“文革”已经结束,《流浪者》在中国重映,引起了观影热潮。之所以说是重映,是因为早在1955年的时候,这部电影就被引进中国。

为女主角丽达配音的向隽殊后来回忆说,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,苏联电影取代好莱坞的位置,大量涌入中国。1953年,《流浪者》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大奖,长春电影制片厂负责译制的人看到这部印度电影之后,觉得风格跟苏联电影很不一样,它夹杂着浪漫爱情和恩怨纠葛,点缀着音乐和歌舞,可以说是大杂烩。1955年10月,文化部门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举办了“印度共和国电影周”活动,放映包括《流浪者》和《两亩地》等影片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的那几年,中印文化交流频繁,印度总理尼赫鲁专门赠送了一头大象到中国,从加尔各答出发,经由广州,运抵北京,路上花了两个月时间。相比之下,电影则是更加直接的渠道,票价也便宜。在长春,《流浪者》一毛钱一场,放映完也不清场,可以反复看。

可以说,电影是观看和想象世界的棱镜,与政治关系紧密。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,总结不同国家电影的特色,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,越南电影飞机大炮,朝鲜电影又哭又闹,罗马尼亚搂搂抱抱,印度电影又唱又跳。”不过,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,因为中印军事冲突,印度电影停止了引进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长期被压抑的社会情绪得到释放,电影成为了重要的娱乐方式。然而,当时国产电影的产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。电影制片厂受制于体制的束缚,状况惨淡,创作活力低。比如北京电影制片厂,票房收入的五分之四竟然都来自国产老片和国外译制电影。

一时间,上世纪40年代的左翼电影,50年代的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,黄金时代的好莱坞老片,还有西欧类型电影,都重新登上银幕,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也包括在内。一个电影发行公司统计,1978年到1983年间放映的外国影片中,平均单部收入居第一位的是印度电影。《流浪者》是其中最知名的一部。

有人试图分析这部老片流行背后的深层原因。比如,《流浪者》呼应了大众对于法律公正和道德良心的关切。印度社会等级差异明显,而电影里提到“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,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”,对于刚刚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中国观众来说,并不难理解,很多人想到的是“老子英雄儿好汉,老子反动儿混蛋”的那种“出身论”。

当然,也有不同的声音。1979年,一位评论者撰写文章,提到说部分青年人将情爱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状况孤立开来,欣赏和模仿这部电影里的爱情生活,甚至是主人公的偷窃行为,是既无聊又庸俗的危险举动。

无论是观影行为,还是电影创作,仍然没有完全与政治脱离。究竟如何突破禁区,“解放思想”,又该怎样把握方向,避免失控,这在当时还没有定论。1980年初,中宣部召集电影家协会、作协和戏剧家协会,开了一次长达22天的剧本创作座谈会,讨论艺术层面的“真实性”和政治层面的“倾向性”。

这次会议,讨论氛围很活跃。有三部剧本成为焦点,包括《女贼》和《假如我是真的》,后者原名《骗子》。会议的最后,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作了6个小时的长篇讲话,承认文化的落后状况,但也强调社会本身的进步。他用英国电影《百万英镑》和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作为例证,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本质。

如何观看印度,并没有唯一的答案。它被归类为资本主义国家,但曾经长期处于被殖民的状态,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苏联来往甚密。在电影的领域,印度也一直是复杂的。那些歌舞元素明显的电影被引进,构成了很多中国观众眼里充满异域风情的惯常形象。与此同时,则是另一些电影的被忽视。

好莱坞与宝莱坞